赵启正:目前是中国对外传播空前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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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6

  昨天(10日)6时20分,沧州献县文化公园出现紧张又暖心的一幕,晨练的刘女士突然身体不适,几近昏厥。危急时刻,在公园参加锻炼的县中医院副院长任树芬、针灸康复科主任高爱华、客服部主任谢红霞和护士魏习等人冲了上去,赶紧施救。护士魏习半蹲着,一边抱着病人,一边打急救电话,网友拍下她抱着病人的姿势,朋友圈里传开后被称为文化公园里的“最美抱姿”。

    李克强在贺词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或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彼此人文相通,血脉相亲,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愿继续秉持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支持,不断深化共识,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指出,旅游合作是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增进了双方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带动了各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链接:  部分整改案例  北京市哲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矿权于2015年12月到期,北京市相关部门违反相关政策将该企业采矿许可证延期至2017年12月。2017年4月21日,该公司采矿许可证已被注销。

  2018年在时间的坐标上极具历史意义: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2018年全国两会不仅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而且作为“换届之年”,对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意义也特别不同。更重要的是,今年全国两会的时间长、议程多,从修改宪法到国家机构改革,从换届选举到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每一项议程都关乎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发展走向。因此,报道好今年全国两会,就要更好更准确地把党的主张、人民意志传递出去,在全国上下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好同心圆。党报评论责无旁贷,也重责在肩。

  “这是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朱威烈说,中阿关系定位较8年前提出的“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增加了“面向未来”,同时强调“战略伙伴关系”,“虽只是几个字的变化,但意义非凡,表明双方更加着眼于中阿合作的长远利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漫远认为,习近平主席就进一步加强中阿关系的顶层设计、规划集体合作、指导论坛建设等阐述了中方看法,为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主席在讲话提出中阿要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增进战略互信、实现复兴梦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互鉴,共同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工行今年上半年新增的个人住房贷款中,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比例约为1∶1,但热点城市的比重逐渐下降。”工行行长谷澍表示,以一二线16个热点城市为例,今年上半年,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在全行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中的占比较去年年底下降13个百分点。  建行副行长庞秀生表示,该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重点支持自住房信贷需求。他也承认,“受信贷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影响,个人房贷到位时间有所拉长。

  佐世保汉堡的特点就是一个一个手工制作。从接到点单才开始制作,不论需要多长时间,客人们拿到手的汉堡永远都是热乎乎的。面包松松软软,炸物香香脆脆,难怪许多人都说即使要等30分钟也想吃!素食岛原野菜长崎岛原地区出品的蔬菜,新鲜美味又天然。

4月6日—4月8日举行的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中,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是首次由中国高校承办的分论坛活动。 4月3日下午,在即将启程赴海南参加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前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也是“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这一分论坛的主要策划者赵启正,在北京就“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这一话题与媒体积极交流后,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不断进步《对外传播》:《对外传播》杂志即将创刊20年和200期。

这20年中,您既是对外传播的实践者,又能够将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

您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赵启正:这个题目不好回答,这个不是个人能答的。 我只能说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不断进步中,在报道方式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更能为外国人所接受。

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文章特点有很大变化,比以前简练、生动。

另外在文风方面,如果是给外国人看,也注意到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

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不是先有理论。 知行关系是先行而后知,知道以后再推动行,而不是先有了理论,才改善传播,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们杂志在传播理论上做了很多的探讨,这些探讨都是很有用的。 可惜的是,《对外传播》没有英文版,但是你们帮助了中国读者,读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对外传播工作者,你们是通过这些对外传播工作者起作用的。

《对外传播》:您认为当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与以前相比有何变化?赵启正:现在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世界发生的事情作为中国的外部条件,它可能产生对中国发展的助力,也可能产生遏制,所以中国对于外部环境的关切,比以前增加了。

而中国的发展恰恰是其他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且是重要环境,所以他们对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空前关注,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比例也大幅度增长。

中国需要让世界更清楚地认识真实的中国,回答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为他们解疑释惑,而正好外国又特别关注中国,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向外表达的机会,这种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空前的好时机,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机遇。 《对外传播》:您觉得外国媒体、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变化吗?赵启正: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实,有大量的不解、误解和歪曲。 这个原因呢,是我们对外的表达仍旧不够及时、充分和有说服力。 了解这么大的中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再加上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失真或者说不准确这个现象将长期存在。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改善这一现象,主要是加强自己的传播能力,发扬、发挥我们媒体的潜力,改善我们的报道,同时也给外国的驻华媒体提供更充分的环境,不要拒绝他们的采访,而要支持他们的采访。 我们的回答,我们的表达,要多讲中国的故事。 什么是中国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事儿。 仍然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本领《对外传播》:您说我们应该加强传播能力,但目前的现状是,虽然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纷纷走出去,在海外设点,扩充规模,但中国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赵启正:我们还是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本领。 好的记者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究逻辑,注意效果。

对外传播工作者一定要想到你面前的听众或观众是外国人。 比如,你给中国人讲颐和园,你说我到颐和园玩去了,就完了。 你跟外国人得说,这个颐和园可是中国的一个古典的园子,它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美丽。

你跟外国人讲,就不能够讲的跟听众是中国人一样,你得注意他是个外国人。 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语言的翻译,一种是文化的翻译。 语言可能是对的,但是人家却听不懂。 咱们从小是辩证唯物主义,净是些马列主义词汇,翻译的是对的,但人家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用过。 你就这么给人上课、讲“哲学”可不行,你得讲故事,多讲故事少上课,故事往往是哲学的载体,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讲中国的故事才能感动人。 每个人都是媒体《对外传播》:除了我们缺乏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之外,中国媒体希望提高影响力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些发达国家自己本国的媒体就已经很强大了,他们的民众一般都通过自己的媒体获取信息,又凭什么看中国的外语频道、外文报刊?赵启正:不一定看外语频道。 你看美国怎么影响你,通过打球的、游泳的运动员,还有好莱坞的电影。 美国人跟我说了,我们公共外交,没有领导,好莱坞谁领导啊。

谁能代表美国啊,是好莱坞。

所以呢,中国的对外表达是文化的表达,当人家喜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时候,人家就会喜欢你这个民族。 英国的一位哲学家说过,文化是民族的全部性格和偏好。 我喜欢你的性格,我才喜欢你。 他喜欢中国的文化才喜欢中国,绝不是你说教好了他就喜欢你。 因此,你讲你的经济多好的时候,人家会嫉妒你。

你讲你的军事多发达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你。 只有讲你的文化多可爱的时候,人家才会喜欢你。

现在我们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低,为什么呢?国际新闻你是二手的,比人家晚了很多小时。 除非是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新闻,比如中国的经济政策突然变化了,中国的外汇比例突然变了,这是他感兴趣的。

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报纸、当地的股票、当地的电影、当地的枪杀案,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当然要看中国的报纸。

《对外传播》:所以中国要搞对外传播仅仅靠媒体肯定是不够的。 赵启正:正确。

每个人都是媒体。 有一本书叫中国人,一共13亿页。

一个外国人想认识中国人,他不可能读13亿页,他读五页十页,会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人了。

你受过某国人一回气,受过一回骗,你就恨死这国人。 你受过某国人一次帮助,就会说这国人真好。

你不可能认识13亿人,甚至130个。

你说你有日本朋友,你能认识130个日本朋友吗,是不是?比如说某个中国人认识十个美国人,如果这十个美国人是好人,他(她)就觉得美国人不错;如果这十个美国人不怎么样,其中有两个人还挺缺德,完了。 1981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对美国人印象很不好,因为他瞧不起中国人啊,但后来我发现也有好的,我就一分为二吧,有好美国人,也有坏美国人。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读本的一页,这叫真正的文化走出去。

我又要举例子,有人在飞机上打架,让人飞机开回来;还有人在飞机上偷人六瓶红葡萄酒,人家告诉他这酒是在飞机上喝的,不能带走。

他说,我就要带走。 人家说,好吧,你带一瓶。

他说,不,我就要带六瓶。 这样的中国人比你什么对外传播都“有用”,这传播的厉害着呢,人家上网了。

《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即将迎来创刊200期,您对我们杂志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建议?赵启正:《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第一,要注意在公共外交的领域内来提升对外传播,因为公共外交是比对外传播要大的词。

第二,要注意跨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传播,要重视跨文化的方法论,就是怎么跨越文化障碍,讲好跨文化故事。